上一篇我们介绍了关于人性的有限论和无限论。有限论接受人性的不完美，尊重人的本性。他们的观点是The nature to be commanded must be obeyed。不试图去改造人性，而是如何做一种交换，是如何发挥人性的优势。

无限论虽然也承认人性的不完美，但是他们认为人性可以改造，他们的观点不是交换而是解决。所有的不完美都可以找到一种解决方案。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消灭矛盾。

有限论的代表人物包括：亚当•斯密，埃蒙顿•伯克，哈耶克…….

无限论的代表人物包括：威廉•葛德文，托马斯•潘恩，约翰•加尔布雷斯…….

无论是有限派，还是无限派，除了都认为人性不完美之外，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认为人只有本能和理智，是物质的，非精神的。

本能是趋利避害，理智是计算厉害得失，因此，只要晓之以理，动之以“利”，威吓以权，人就可以有好的行为，所以管理上要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然而，凡是做管理的人都知道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越来越无效。

虽然德鲁克借鉴了有限论的观点，但是他并非认为人是经济动物。在《经济人的末日》中，他直截了当地否定了人是经济人观点。

德鲁克认为，人既不是宗教人，也不是哲学人，更不是超人或经济人。

他认为人是自由平等的，这个自由与平等是建立在积极，非物质的心理学基础上的。

德鲁克在《经济人的末日》的结尾说到“就算我们制定完美的政策，顶多也只是打好了基础而已。政策本身无法创造新社会，要实现新社会，必须仰赖只会在压力下迸发出来的基础雄厚的动力。未来十年将会决定欧洲能否找到这股新的动力，引领他们走出在经济人崩溃之后所面临的绝境，也将决定欧洲在找到新的、积极的、非经济的‘自由平等人’概念之后，能否在极权法西斯主义的黑暗中，摸索出自己的路。”

自由与平等一直是西方的价值观。而在上个世纪，欧洲的价值信念崩溃，新的概念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恐怕这也是今日欧洲如此动荡的原因之一。德鲁克说要“找到新的、积极的、非经济的‘自由平等人’概念”。

新的概念就是要跳出弗洛伊德的病态精神分析心理学以及华生等人的行为心理学。弗洛伊德将人看成是病态的，消极的；华生、斯金纳等人将人看作是被动的，受环境控制的。“非经济的”，即非物质的。要建立一个新概念，必须跳出物质世界，这个新概念在形而下的世界是里不到，必须要到形而上的世界里寻。

德鲁克提出要用一种“积极的”方法看人性。积极的方法暗指积极心理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讲积极心理学和《幸福的方法》时得到灵感。

德鲁克所说的新概念要等到马斯洛和弗兰克出现之后才能够找到。马斯洛的心理学被誉为“第三种心理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第一种心理学”，行为心理学被称之为“第二种心理学”。从马斯洛开始，心理学开始转向看自己，看整个人，看人生的“乐”。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此刻他们看到了孔子的背影。中国国文化的春天就要到来。

虽说自由平等一直是西方追求的价值，但是由于他们对人性的看法错了，所以左冲右突找不到出路。出路，只能在中国文化中找到。西方人一分为二的思维限制了他们。唯物主义是近代西方思想的主导，中国人则不同。

让我们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如何看人。我最欣赏的儒家学者是梁漱溟先生，讲《梁漱溟先生讲孔孟》时已经介绍过他对孔子思想的总结。梁先生的另外一本力作是《人心与人生》。他用一分为三的思维看个体，看人类。他承认人有本能和理智，但是他还提出人有人心。人心即生命。生命本该自由。

人心非一物，固不可以在物质世界去找。所以梁先生说“心非一物，故不可以形求”。虽然没有形状，但我们知道它存在。一个人自由与否宁在其心，不在其身。人们容易将概念混淆。自由有两个概念，一个是“liberty”（解放），一个是“freedom”（自由）。从人身的角度看，人非常不自由，从人心的角度看，人非常自由。

例如，你在一家公司，受规章制度的限制，不可以到处乱跑。坐在教室里，也不可能随意走动。人身受到限制，非常不自由。但是你可以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心可以飘忽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从心的角度说，人非常自由。谁能控制住那颗心，谁能让你把心收回来，让你安心、放心？只有自己能够做到。

做好自我管理，自我控制管理中的一个难题。自我控制，自我管理一定有个机制，这个机制就是目标导向管理。这就是目标导向管理价值和意义！自我控制，自我管理是自组织。集权化管控是他组织。互联网时代的组织一定是自组织，不是他组织。

自组织一定是扁平的，去中心的。这就是德鲁克提出“去集权化管理”的原因。去集权化管理对个体的要求更高。因为，每个人都有更多的自由。自由背后跟着的是责任。一个想要自由，却不肯承担责任员工，是不自由的，因为管理者会被迫限制其自由。

关于德鲁克的心理学，就先讲这么多，下次我们来看一看德鲁克的政治观点。